富二代飙车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这个圈子仍然没有平静下来。不过，如果真要拿飙车这事做个中外对比的话，中国富二代的飙车行为类似新的“垮掉的一代”，是一种“迷失的自白”—“他们什么都不缺，恰恰缺少意义和追求。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在前方等待着他们。于是他们想：为什么我们活着呢？” 

富二代飙车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这个圈子仍然没有平静下来。

“现在周末晚上再去工体COCO这些夜店，门口已经没什么改装车了。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取消了，而且也没人敢再称自己是富二代——现在风声太紧了。”北京一位赛车界人士说。尽管有十年以上的专业赛车经验，这位先生仍然对富二代们的狂飙生活感到不解。“美国当年的富二代曾经就是玩玩艺术品收藏，也被人说成是附庸风雅——可是玩艺术品收藏会死人吗？飙车就是不对的。”

飙车案之后，这位先生受人所托，不再向媒体透露圈子里一群“跑街”少年的联系方式。但是，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孩子仍然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觉得，“跑街”比赛车好玩多了。“赛道里车只有那么几种，还都是认识的人。跑街什么车都可能出现，什么人都可能出现，每次变化多端，新鲜，刺激。”

刺激，这可是一个关键词。日本曾经有部电影《青春残酷物语》，由日本漫画改编的飙车电影《头文字D》以及美剧《速度与激情》一度在中国掀起波澜——否则这帮不要命的年轻哥们非得要在公路上飙车不可？

“飙车能带来很多超越常规的刺激。”在接触了很多富二代之后，袁岳做出这样的解释：“对于某些富二代而言，一般运动或者活动的刺激性太小了。他们从小什么都不缺，想玩什么都可以，体验比较多，所以他们对于刺激阈值的需要就比一般人高很多。”

与国外的“婴儿潮”一代不同，中国市场社会的到来让年轻一代人更早、也更容易沉迷于物质享乐。零点调查公司的一份青少年生活方式调查报告显示：“80、90后对于娱乐放松的超级体验有很强的追求。追求充分体验和娱乐的生活方式的年轻人占了70%以上。其中，富二代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财务资源能把追求变成行动。”

飙一代 

北京伊利诺伊集团董事长史晓燕的儿子叶志文刚回国没多久，中文还说不大利索。他喜欢车。一辆好车从身边开过去，他妈妈只会说好看，但他能说出这辆车是一条线或者几条线勾勒出轮廓或者制造的。他喜欢开车，也学过赛车，在德国的时候，他甚至在没有限速的高速公路上飙过车。

“不管开赛车还是开飞机，速度的确能给人一种特别的刺激。”他在第一财经《头脑风暴》一集关于富二代的节目中说。但是他紧接着又说：“不过，就算你飙了十年车，事故还是一瞬间就能够发生。在公路上飙车是非常危险、非常不为他人着想的。”

“飙车本身不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取决于你在哪里开。如果在赛道上开，那是一项运动。如果在城市里面开，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温州新丰鞋业老板缪存良的儿子缪新颖说。

可以想像，我们接触到的几乎所有富二代都对飙车案表现出一种谨慎的回避态度。他们认为，“富二代飙车案”是少数现象，并不能代表富二代这个群体。其中，甚至有人感叹网民们的反应说：“还真拿我们当外星人了。”

我们只从侧面打听到了这么一个狂热的、有速度感的故事。赵鑫刚从加拿大回国不到一年，现在上海和朋友一起开公司。赵鑫喜欢狩猎和滑雪，对车没有特别的迷恋，不过他有朋友在多伦多开改装厂，他听说过——那可是一个类似好莱坞电影《炮弹飞车》一样的场景：多伦多目前有超过2万辆各类改装车，每个周六的凌晨，城市东郊路边就会聚集大量赛车狂徒。他们拆掉排气管，加大废弃排放速度，让引擎发出震天响声。时速200公里在这里是常事。不过要知道，这时候，方向盘的轻微偏移都很容易让这些非专业赛车人仰马翻。

这样的画面似曾相识。早几年，北京有个引人注目的“二环十三郎”们的飙车圈子：“夏天，每当晚上八九点钟，车行如流的二环主道上，不时可见几辆改装车在车流中钻行。还有其他各式改装车在路口聚集，二十多岁的年轻车主们前来观摩助阵，高喊，欢呼。他们大多生于1983到1986年之间，家境不错，正处于无正式职业的空档期。”

“其实，飙车是个酷标。和六十年代美国的摇滚乐、牛仔裤一样，和八十年代的霹雳舞、九十年代的滑板一样，也是个代际符号。只不过，国外有专门的飙车路段，而中国没有这种彰显自己文化的渠道和氛围。”零点调查公司COO张军说。

不过，如果真要拿飙车这事做个中外对比的话，袁岳觉得，中国富二代的飙车行为类似新的“垮掉的一代”，是一种“迷失的自白”—

“他们什么都不缺，恰恰缺少意义和追求。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在前方等待着他们。于是他们想：为什么我们活着呢？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父亲辛辛苦苦干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做？我又不喜欢，我为什么要继承呢？如果我不快乐，为什么非要把它绑在自己身上呢？我自己如果有喜欢的事情我要去干，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干的是什么东西。我就喜欢飙车，那么飙车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对于富二代，迷失是个普遍问题。”他说。

醒二代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坐在一位富二代的黑色路虎后座上，听他跟我讲故事。

他说，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曾经非常喜欢赛车，除了路虎，还有过一辆更拉风的跑车，可是后来卖掉了。有一天，他崇拜的父亲告诉他：一个男人之所以被人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会玩，而是因为他会认真面对自己的事业。

这简直像是来自《麦田守望者》的反讽：“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这位小伙子很快过上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所过的那种生活—在父亲的公司就职，住在郊区的集体宿舍里，每天七点起床，开会开会开会，没有周末，除了女工不认识别的女孩儿。有时候他也觉得累，但又觉得挺安心的。

“我这样的孩子，要是没个事业没个追求，可能会去吸毒的。”他说。

后来，他的父亲，一家民营大型重工企业的创始人，在辗转知道了儿子的想法后，说：“怎么想那么多，那么感性。”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JP摩根家族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家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传到第三代的，占12%。能传到第四代的，千分之一。

企业家二代的淘汰率如此之高，压力和紧迫感也就如影随形。在谈论过速度和激情之后，年轻的叶志文承认：“其实我最大的恶梦，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愚蠢，或者因为我自己的不负责任，坏了父母这十几年创立的一切。”

缪新颖是那种典型的“让女朋友的妈妈喜出望外”的男孩。留学回国之后，他曾经进入父亲的企业工作，并进行了一番工作考核改革，但是一点儿也不成功。现在，他自己来到上海，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投资公司。

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八点起床，九点半准时进公司；没有任何极端的爱好，最多就是玩玩电脑游戏；不购买和使用奢侈品，“几千块一件的衬衫，疯了”；就连他的车都是第一辆、也是唯一一辆三十万的现代车。那是回国之后父亲买给他的。“当时我跟爸爸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求过你，但是现在我请求你为我买辆车。”

无论从生活上还是工作上，缪新颖和他的父亲缪存良都没什么区别。他甚至已经有了很多白头发。他对自己甚至比父亲所要求的更加苛刻—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我希望32岁之前做出事情来。”过了一会，他又说：“不，30岁吧。”

现年27岁的缪新颖这样向我表白：“我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和你们20多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紧迫感真的是天天在后面逼着你去学习，去进步。恨不得今天马上有这个能力来统领全军，而不是说躲在后头听，看你的父亲在前面冲锋陷阵，而帮不上什么忙。”

这群孩子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新词—“醒二代”。相对于“富二代”而言，这个词代表一群意识到自身的优势和弱点，又被责任心和紧迫感所驱使的企业家二代。他们有的进入父辈的企业，学着做老板，有的自己创业，多数选择和父辈的实业完全不同的投资领域，希望借助资本的速度更快地证明自己。

“没错，富二代是迷失的一代，但是，他们也是一代非常富有信息的一代。”袁岳说，“他们知道的很多，他们的见识我想是中国历史上年轻人当中最多的一代。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创业的条件，不再按传统的、简单的步骤，他所选择的方式一定会超越传统边界。这本身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衔接和平衡，你怎么样把它变成建设性的东西，和其他人合作。”

醒二代需要找到自己的集体归属和精神出口。

孤立的人群 

陈天红的父亲陈金根是苏州静思园的老板。很多年来，她一直明白一件事情—自己迟早是要接过父亲的班的。她已经彻底接受这个事实，但也有走神的时候。“有时候上个网，父亲就会提醒我说，不要玩物丧志啊。”

叶志文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前一阵子，有个刚去温哥华念书的中国小孩被绑架了。“他竟然刚到那边就开着奥迪A4满街逛。”

“富二代迷失的原因和富一代的教育方式有关。”袁岳说，“有些人被父母管得很紧，他们的方向其实并不是自己的方向，而是父母的方向，他有迷失感。另外有一些小孩，父母管得不多，他们在自己选择的时候也会有迷茫。父母对孩子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很小就送到国外，但是一旦送出国，父母就显得既没有管理能力也没有方法论。”

所以，富二代是个“孤立的人群”—父母从小把他送到国际学校，他的交往圈子很小，交往对象单一，缺少跟正常社会之间的连接。他可能完全自我封闭。他过早地被扔到一个地方，但没有很好的国际国内关系，既不明白中国人的潜规则，也并不真正明白洋规则，在两个社会之间被边缘化了。

对那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也不了解。

在这种成长背景和精神状态下，飙车案就显得不难理解了。“你想像一下，为什么胡斌敢在那么热闹的地段飙车呢？不是说他想要撞死谁，也不是故意要给自己惹这个麻烦。他的前提意识是不太想到有其他人的存在。在自我独立成长的模式里，富二代对于可能出现的其他人的感受不太有思想准备。”

缪新颖、叶志文们也承认，过早就去国外留学是他们“最大的弱点”。缪甚至说：“我青春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在国内上大学。一方面没有感受到那种氛围，另一方面，现在做生意也失去了那一块人脉。”

不过说到底，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遗憾和梦想。当年克林顿在耶鲁抽大麻，后来也乖乖换上西装做了政客。短短不过三年，当年的“二环十三郎”如今已经风流云散，有的结婚，有的开旅游公司，有的开修车厂，都成了小老板。说起飙车，“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所有的“青春残酷游戏”，最后都会变成“太阳照常升起”的故事。 

只有速度才能让血液远离心脏 

注：本文详见2009年第12期《中国企业家》，未经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