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的企业家选择了“税制改革”，这种强烈“渴望”一方面有现实经济环境逼迫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体现了他们对公平竞争环境的长期追求 

文＝本刊调研部  曾兰  金错刀

2038年，我们该如何回望这个充满“激荡”词汇的2008？

回望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国家的奋斗史，也是企业群体的成长奋斗史。邓小平提出的“白猫黑猫”论贯穿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面对下一个30年，最大的悬念似乎是“不确定性”。2008年，对企业家而言，“不确定性”已经扑面而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经济本身开始了新一轮的、前所未有的艰难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就是要消除种种不确定性。

“未来30年您最渴望的改革是什么？”《中国企业家》在本届领袖年会上开展了首个年会现场调查，针对与会的800位中外嘉宾，发放了800多份问卷，设计了17个“未来问题”，回收问卷327份（包括国外嘉宾9份）。

30年前，企业家群体还在襁褓之中，他们的改革心声处在压抑之中，这一次，他们有机会发出集体的、充满多元化的“渴望”。

最沸腾的渴望：税制改革 

“不怕遥远更不怕危险，熊熊烈日烧痛我胸膛，沸腾了我的渴望。”这段名为《渴望》的歌词，放在企业家们的改革渴望语境里，一点都不显突兀。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税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垄断行业开放市场管制是企业家最渴望的未来改革。

72.66%的被调查对象渴望“税制改革”的发生，有67.42%被调查对象选择“社会保障改革”，认为这将是未来中国30年发展的最大发动机。

在本届年会上，周其仁把税收改革当作搏击未来的“确定的规则”。他在年会上说：“作为合法强制性的税收体制，本身又要具备程序合法的严肃性，不能成为一个过于灵活的调控开关，想拨一下就拨一下，增加各方面对未来的人为的不确定性。税制改革还是要坚持简化税种、降低税率、普遍征收的基本原则。”

比较目前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税收状况，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不低于30%，发展中国家一般不低于于15%，而我国则在20%，横向比较似乎不高。但纵向比较时，我们看到，我国的税收收入总额由1978年的451亿元逐步提高到2007年的49449亿元，税收收入增长100倍，尤其最近几年，税收更是一年一个新台阶，2007年的税收比2006年增长了30%，税收收入显然超过GDP增长2倍不止。

有人把财政收入增长如此强劲的原因归结为，改革开放前约20年我们国家实行减税让利、“放水养鱼”等解放生产力的举措，带领我们进入了现在的“收获期”。那么，在今天中国经济遭遇寒冬的时刻，我们是不是到了回归原点、实行减税让利的时候？

“社会保障改革”是企业家们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最近，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撰写了一篇文章，讨论在美国的“穷大胆”映衬下，中国“富节约”让他困惑。在他看来，美国穷大胆式的赤字消费，把美元变成了资源；而中国的富节约，持有的却只是美元。

“富节约”有着独特的中国现实难题。柳传志说：“咱们国家之所以能这么快发展，有两个大的突出优势。一个是人力资源成本低的优势，一个是市场潜力的优势，但是市场潜力这个优势到今天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太多的钱，花不起钱。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大幅度地减税，不仅减个人所得税，也应该减企业的税收。另外，政府大幅度地对社保基金进行投入，使老百姓花钱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贝恩投资(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竺稼也在年会上反复提及“富节约”问题，中国的储蓄比较高，但消费却不足。消费不足，就迫切需要我们构筑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还是“只保城镇，不保农村”，广大的农村人口不能享受完善的社保，充分说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不完善。这些宏观环境因素成为众多企业家对未来的担忧。

更多改革渴望 

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们还强烈希望能够对行政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垄断行业的管制进行改革，中选率高达47.57%、42.32%、40.82%。

“提高行政管理体制的效率”成为第三个最渴望的改革，被调查对象希望让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完善对行政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强化对决策和执行等环节的监督，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同时，企业家们渴望“户籍制度改革”，希望不再划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用身份证取代户口簿，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企业家们还希望对那些在较大程度上处在行政性垄断之下、投资者难以进入的垄断行业，如电信、民航、石油、电力等，放开市场管制，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

尽管我们列出了17项改革发展新动力，但显然不足以满足被调查对象的期望。在我们提供的17个选项之外，他们写下了更多方面应该出现的变革，比如司法体系、政治体制、新闻体制改革，另外还有很多像提升行业协会作用、面对信仰危机、扶持自主品牌、推动自主创新、将“扶大助强”改为“扶小助弱”等一些更具体的改革或政策建议。

有趣的中外差异 

相对而言，国外嘉宾最关注的是政商关系，77.78%的被调查对象希望建立更和谐的政商关系。很显然，在国外嘉宾看来，体制环境的确定性对他们是第一要务。而在国内嘉宾的选择中，它仅仅排在第八位。说明对于国内企业家来说，处理现有的复杂政商关系已经驾轻就熟，不像老外那么茫然。

国外嘉宾排在其次的选择是知识产权战略（55.56%）、汇率体制改革（55.56%）、税制改革（55.56%）等。体现中外企业家又一巨大差异的在于知识产权战略，这个选项国内企业家只有两成的支持者。显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落实，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中国从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将会是长路漫漫。

至于，“提升企业家信心指数”、“扶持民族产业”显然让国外嘉宾有些迷惑，选择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