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胀逐渐缓解之时，面对国内能源供给的短缺，政府进行能源价格调整既有可行性又具紧迫性 

文 ｜ 贺军 

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使得中国经济今年所面临的复杂性有所增加，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部分经济政策和改革举措为奥运会让路。随着奥运会的结束，过去延缓出台的政策和改革措施将会重新启动，甚至密集出台。 

能源价格就是其中亟待改革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国人为维持了一个较低的能源价格。中国政府并非不了解价格改革的必要性，但苦于国内通胀压力增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价格信号失灵，不仅不能引导国内的能源消费，还导致了国内能源市场的混乱发生。 

据中电联统计，今年前7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0.91%；与此相对照的是，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同比仅增长8.1%，已连续两个月低于10%这个标志性增速。而据外电估计，目前至少有14个省份实行临时拉闸限电，合计电力缺口可能达到3600万千瓦，占中国整个装机容量的近5%，已接近2004年夏季电荒时4000万千瓦的水平。 

国务院不久前成立了“煤电油运协调领导小组”，帮助那些一时缺少煤炭或者电力的地方，加强调度。这种“协调小组”实际上是以更高层的行政干预，来解决行政干预机制下的市场失灵问题。 

回顾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可以发现“煤电油运”一直是重点投资建设领域。为什么在持续的投资之下，“煤电油运”瓶颈问题仍反复出现？在笔者看来，这不是简单的供应能力不足或投资不足问题，而是市场价格机制出现了问题。正如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指出的，“电荒”如此严重，关键并不在于发电领域，而在于今年以来电煤价格的不断上涨加剧了“市场煤”和“计划电”之间的矛盾。此前，受制于通胀的高水平，又要保证电力企业有足够的动力去发电，政府已两次限制电煤价格。 

不过，这些违背市场规律的限价令，很快被证明是事与愿违，甚至使情况进一步恶化。调查显示，第一次限价基本没有起到效果，动力煤的平仓价不断上涨。第二次限价令发出后，官方的报价没有再升，但在这个价格下电厂很难买到煤，要想买到煤则往往要支付更高的“地下价”；与此同时，煤炭质量也在大幅下降。 

近期有两个因素使得决策层对能源价格改革的重视程度提高：一是中国经济出现放缓势头。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降为10.4%，并可能继续降低。这时候能源瓶颈问题对中国经济构成的威胁增大。二是国际油价、商品价格下调，以及国内物价指数下行，通胀风险出现减弱的趋势，这给国内资源价格调整提供了空间。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8月18日表示，燃料价格的进一步调整将取决于奥运会后的经济前景和全球商品价格。在笔者看来，政府高层官员的此类表态，实际上是在为以后的价格调整“吹风”。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出通知，从8月20日起将全国火电企业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2分钱，销售电价不做调整。虽然这一政策未调整终端电价，但属目前情况下的折中之举，即把完整的价格拆成了两步：先“安抚”发电企业，让它们保障发电，以后再提高终端销售电价。 

在下半年国内高通胀逐渐缓解之时，面对国内诸多能源供给的短缺，政府进行能源价格调整既有可行性又具紧迫性。有理由相信，能源价格改革在奥运会后可能大规模推出。 

（作者为安邦咨询高级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