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丁丁

　　与托夫勒以前的三本著作均已有了中译本一样，这部新著旨在探讨知识社会的“财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就托夫勒而言，至少可以回溯到1991年，那一年，他出版了《权力的转移》。但是，托夫勒对这一“千年变局”的表象分析，又可进一步上溯到1984年。那一年，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那是一本在中国引发了普遍的阅读兴趣的著作。

　　文/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同中国或者亚洲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他对印度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这曾是大英帝国的版图，而且他在印度事务部做过短期的文官。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印度的金融问题。但是，他对中国并不是一无所知。他对中国金融的了解来源于他的朋友——汇丰洋行的董事查尔斯R

　　文/王　巍

　　德隆重组基本落下帷幕，德隆已经被分解而不复存在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德隆的反思版本。《俘获者——德隆最后的600天》所提供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将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使得我们可以重新选择历史记忆，更为重要的，重新选择企业和产业发展战略，重新选择政府管制和政策法律战略。

　　我确信，对德隆的讨论和判断还会长期进行

　　文/麦健陆

　　对西方人而言，怎样高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都不算过分。自邓小平1979年改革开放、引进外国公司及其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以来，中国已发展成全世界的制造业强国。

　　本书只想说明，在中国做生意到底是什么概念，而不是指出具体做法，因为本来就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有透过具体讲述某些交易如何成功或失败

　　　“拐点”是可以解构的，但并不是任何危机都是“拐点”，一般经过创业期一段无序和混乱后，企业会进入相对稳定的“大治”时期，而所谓“拐点”多在这段相对稳定时期不期而至。因此，我个人心目中的“拐点”还是战略性的为主

　　文/柳传志

　　2005年夏天我和联想退下来的老副总裁游历了一趟北欧四国。在芬兰，发现一项叫做“手杖行走”或“手杖越野